父亲.圣母.圣山

　　冷瑟的烟雨中，父亲的灵棺就放在山谷平地中几块大石头上。我们兄弟五个人站在一起，谪量着如何重新把父亲安葬好，周围的高山默默地看着我们。忽然河水从地下升起来，越来越深，淹没到我们大腿根的时候，寝棺已经漂在水面向我们猛冲过来。我们大惊，急忙伸出双手去抓住，这时一个有肩膀高的大浪把我们冲得站立不稳，我们都惊得大叫爸——！
　　醒来，我仍然心跳不止，头上流着汗。太太在半睡中转过身子，伸手摸摸我的背，又扯了几下被子，妻子的抚慰，还是没能让我再睡下去。我是该写篇记念父亲的文章，谨敬已经仙逝在天上的亲人，忏悔此生我对父亲的不孝不敬，以鉴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今人和后世，这也是自父亲辞世以来，我一直的心愿，就用这个惊恐的梦作为开篇吧。
　　2006年5月10日（农历四月十三日）父亲去世时，只有七十周岁，不能算高寿，似乎也不能算寿终正寝，百行孝为先，因为我有很多事情没有为他做，基本上没做到“尽孝”那些相关的行动，就连父亲去世时，我们都没有在他身边，我们六个做子女的都没能为父亲送终，父亲在辞世弥留之际，只有妈妈、姐夫、大嫂让他看了最后一眼。父亲五十九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到广东工作，十一年来我回家探亲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三十天，我哥哥我弟弟也大至相同，相对来说，我姐姐婆家离家近，她照顾和陪伴我们父母的时间最多。十分感谢姐姐姐夫。
　　父亲一辈子的身份是一个很特殊的农民，是一个自己主动不当国家干部，甘愿回农村种地的中共党员，作了一个大山的儿子。当农民前，父亲作过教师、公社办公室文书、公社派住大队干部，公社卫生所主治医生。可以看出父亲换过几次工作。原先我以为父亲是一个很不安份的人，后来听母亲说了父亲的事情，才对父亲的弃职原因有了一定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国家干部的薪水是非常低的，加上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象父亲那样的干部，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如农民卖一担萝卜，父亲和母亲的薪水加起来，也维持不了爷爷奶奶一个妹妹五个弟弟和父亲自己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小学中学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父亲，中专毕业后没有继续深造的原因也是家里穷，他必须放弃学习的机会，爷爷的身体不好，父亲是家里的老大，他要担负养家的责任。
　　那时候读书的人不多，父亲这样的中专生已经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了。在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一些清高和桀傲不训的，父亲也有这样的病根。那时父亲被安排在公社当文书，父亲记忆力好，毛笔书法硬笔书法也好，他完成手边的工作是很轻松的，当时的公社书记是一个会“忆苦思甜”，但斗大字不识的老革命同志，和这样的同志相处一阵子后，父亲就看不起这个只会喊口号、会媚上级玩弄同事或下级的、读不懂“毛泽东选集”领悟不了中共中央政策的领导，又过了一阵子，父亲被派往大队驻点，后来父亲被调到学校教书，再后来父亲调到公社卫生所当主治医生，到这时他的医学专业才真正排上用场。
　　但同时那场“文化革命”也开始了，眼见得政治局势纷纷扰扰，“小闯将”们血红的眼睛认人已经成问题，铁的事实是卫生所门口，汉江岸边大石头上的大字报上写着：“打倒六总干将”，后面几个更大的字就是父亲的名字。能藏污纳垢汹涌坦荡而清越的汉江水，许多年都没能冲洗掉写在石壁上的大字报，而同样是许多年，父亲母亲也没有搞清楚当时所谓的“红三司、六总司”是什么东西，真正地革命行为是怎么样的行为。似乎全国也没有这样一个人，能够具备明断真相俯仰是非的洞察能力。
　　父亲是非常严历的一个人，对我们的管教从小到大是从不放松的，他常用《三字经》和《增广贤文》中的话教育我们：“子不教，父之过。人不学，不知义。幼不学，老何为。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世间好语书说尽。一字为师，终身如父”。这些话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
　　大概在我三岁左右，父亲正在教大哥二哥读记《药性》、《汤头》，他们三个人把书中的句子，当歌一样的唱到夜深人静，后来还给他们讲《黄帝内经》，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哥二哥谁打盹的话，就会给他骂得体无完肤，他甚至还会拿起窗台上的竹枝打人，他说“黄金条子出好人”。因为父亲的爷爷在父亲未上学前，就是这样教他读“四书五经”的，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后期，后来读私塾，新中国建立初，他又读了国家公办的中学，还读了卫生学校，所以父亲严格要求我们读书学习，是有家庭传统和深厚的中国旧式教育方式的根基的。但是旧式教育方式他用的很少，除非是他在被我们气得不行了，才偶尔使之，一般的情况下，他都会严厉地引用贤文中的话来训导，“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十日春工半年粮。记得旧文章，便是新举子”。随手捡来用得顺口而恰当。
　　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在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就看到父亲早起晚归的忙碌着。那时的父亲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家庭忙碌。当时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水平落后，医学人才稀有，父亲是忙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还在务农之中和务农之余的时间，又忙着悬壶济世，作着有求必应治病救人的工作。常常在晚上半夜三更的，就有人来焦急地拍打着我家的门窗，接走父亲去治病，甚至还有父亲在回家的路上就又被人接走，这是不管什么天气什么季节，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会频繁出现的情景，直到父亲去世前两三年，一至如此，他能照应家庭和从事家庭教育的时间非常有限，但他只要能在家里，就会把家务事做得好好的，煮饭、喂养猪鸡狗猫、种植粮食菜蔬，晴天雨天的家务事从不混淆着做。母亲就很少因家务事情而影响到她的教育工作。
　　有一年春末的早晨，我家院子里种了一棵不知名的树，有一米半高小酒杯口粗，树根部地面用石头围护一圈，中间培着湿润的肥土。大约过了两个多星期，树枝上长出几片娇嫩的绿叶，到满地小麦金黄金黄的时候，那棵树已经枝繁叶茂。一天上午，父亲不在家，我和弟弟去爬那棵树比赛，结果我一上去树就断了，弟弟吓跑了，我则干脆拿来柴刀把它砍了，还把树杆剁成一段段的藏起来。下午父亲回来看见那棵树不见了，非常愤怒地把我们叫来狂吼：“谁把我的罗汉果树砍了？！”当他知道是我干的，便一耳光打在我脸上，鲜血从我的鼻孔涌出来了。他敢紧一手抱着我一手打开还没放下的药箱给我止血。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打过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棵罗汉果树是父亲托人从很远的地方买回来的。因为北方天气干燥，喝罗汉果泡的水，可以润喉泻火，而母亲教书讲课喝罗汉果水就很好。为了维护全家人的健康，父亲真是没少费心思。